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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留美经济学会(CES)会长论坛会议综述  No.22  2011-01-19

2010留美经济学会(CES)会长论坛会议综述

李坤望 秦海英 熊纳微

首届留美经济学会(CES--Chinese Economists Society)会长论坛于2010年12月10日至11日在南开大学省身楼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共同举办。来自国家外专局、哈佛大学、美国西东大学、普渡大学、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美国三一学院、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二十多个单位的会议代表三十多人出席了会议。此次会长论坛的召开时纪念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立25周年。在过去的24任CES会长中,有19位出席了论坛。论坛开幕式由现任CES会长王艳灵博士(加拿大卡尔顿大学)主持。开幕式上,王艳灵会长还对3位CES特殊贡献者,25位CES会长和15位CES杰出会员授予了纪念品。吴敬琏教授作为特邀嘉宾,田国强博士作为CES会长代表分别进行了主题发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吴敬琏教授在开幕式上以“经济学如何为中国社会进步做出更大贡献”为主题进行了演讲。他指出: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亟需经济学者理论的知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这与中国的经济科学的进展是分不开的。但是由于改革没有完善到位,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转型还没有实现这个严峻现实。这与经济学理论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相关联的。除了自身理论研究不足以外,中国文化中轻视甚至抵触理论思维,盲从经验主义的传统思想导致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因此经济理论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障碍重重。所以我国应当着力改善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成果,也就是去行政化本位的科研和教育体系改革。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博士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改革与CES的历史使命”的主题演讲。在他看来,中国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创造出持续高速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不外是推行了放开和开放的松绑放权型改革,使之满足了经济体制良好运行的四个先决条件,即承认个人利益,给人们更多的经济自由,实行分散化决策以及引入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类激励体制。而在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内外部阻力和摩擦产生了改革的负面效应。由此造成了许多理论和现实中诸多深层次的混淆、误区和错误的观点,如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以及一味崇尚凯恩斯的宏观调控经济理论。这些思想只会加剧现有问题。所以他强调中国经济需要从“道、势、术”三个方面进行综合治理:以道为则,尊重客观规律;因势利导,考虑国内外现实发展环境;注意谋略,标本兼治。特别地,他指出,中国经济深层根本问题在于深层次制度障碍未破除等原因所导致的“三重三轻”的不科学发展观,即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因而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实现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即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建立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本规则,实现无为而治和科学发展。最后,他表示CES的成员应当随时保持一种使命感,一种独立性以及一种责任心,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中国经济改革进程。

接着,本次论坛共召开了6场圆桌会议,与会代表们就“三农”问题与城市化,国际贸易与全球化,劳动、社保与公共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中国经济体制和市场机制等五大专题以及 “中国模式”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政策建议。

 

一、“三农”问题与城市化

 

“三农”问题与城市化主要关注农民的自立化,土地制度以及城市规划布局等问题。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博士深层次地剖析了城市化的目的以及作用。他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城市化的滞后,而城市化的滞后源于中国的制度尤其是城市户口制度和农村的土地制度的设计违反了基本的经济规律。经济的发展要求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一致。我国社会处在剧烈变化的时期,生产力的提高导致的农产品在GDP中所占比值的下降,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性就要求绝大多数农民的彻底离开农村,否则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因此城市化的推进,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上海发展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文贯中博士表示十分同意海闻博士的分析,并以尊重还是漠视农民的“自由进退”权利这一切入点讨论了三农问题和城市化,认为保障农民自由进退权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他问道,为什么中国的城乡割裂和二元结构迟迟难以打破,城乡收入分配格局越来越不平等呢?尽管最近几年政府已经取消农业税、对粮农给予各种补助,另外农村教育已由县级财政支撑,但是由于长期来回避农业中最根本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城乡之间的差别仍在日益扩大。

       文贯中认为,历史上,自由进退原则曾被严重违反。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大跃进时代搞强制性公社食堂,连农民的口粮也被强制性集体化,其恶果是造成了“大饥荒”。最后,在饿死几千万农民,产量大幅下滑的事实面前,1961年年中毛泽东被迫允许农民有退出食堂的自由。毛泽东的指示传达后,几乎所有农民立即选择退出,在食堂仓库门前排起长队,把自己的那份口粮领回来。尽管那年的口粮远远低于1958、1959年,甚至比1961的水平还低,饥荒却立即结束,说明自愿原则,特别是允许口粮私有化的至关重要性。

     但是,1961年农民仍然没有获得从强制性集体生产中退出的权利,因而全国被迫蒙受食品的普遍匮乏达20多年。1978年,小岗村的农民竟然要冒着被关、被杀的危险,写下血书,以偷偷摸摸的方式才能从这种强制性集体生产中退出,私下实行包产到户。到了1984年,越来越多的农村偷偷实行包产到户,农业产量显著上升的事实面前,中央终于允许农民自己决定,保留还是退出公社,事实上给了农民合法退出强制性集体生产的自由。除了华西村和南街村外,农民一律选择了退出,结果出现了全国农产品全面丰富,政府得以废除实行了几十年的票证制度。

       强制性的公社集体生产虽然遭到农民的遗弃,它的最重要的经济制度—强制性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却仍被保留下来。要了解现在的三农问题为何越来越严峻,就要对现行的强制性和歧视性的土地集体所有制进行批判,尽早废除。从经济学上来看,生产的三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必须自由流动,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和要素所有者自身收入的极大。现在允许劳动和资本基本自由流动,因而农民的打工收入大幅提高,民营资本也十分活跃,创造了最多的就业机会。但是第三大要素,也就是土地,却由于强制性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存在,在城乡之间无法自由流动。根据规定,农地在农用的时候才是农民的,转为非农用地时一律要由国家垄断征用,征收。这就意味着农民没有权利和自由带着自己的生产资料从农业当中退出进入其他行业,所有的非农用地都要变成国有。这样,中国就形成一个畸形的由国家全面垄断土地要素的局面,因此中国的土地市场必然是严重扭曲的。地王不断出现,地价节节升高,带动房价居高不下,城市化成本越来越高,完全脱离国情。土地使用效率极低,在城市面积极大扩张的同时,用户口和房价排斥农民进城定居。新的建成区往往高楼林立,道路宽广,却没有人气,无法支撑服务业,因而死气沉沉。中国现在的城市化率低于世界5-22个百分点;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同时,由于农民进城只能打工不能定居不,城市难以真正吸收农村人口,造成农村人口的普遍隐性失业。

     城市土地如果不是由市场来配置,往往造出来的城市就会光有房子没有人,所谓化地不化人。全世界的城市化的历史表明,都是先有人,已有的建成区里面挤满了人,产生对新住房的需求,城市才逐渐向外扩张。由市场来配置土地,面对不同的收入群体,就会提供多元化多层次的住房和租房。而现在的城市化是由决策者来决定的,主要面对海归、白领、洋人等,农民是绝不在他们的视野范围内的,因而很多新区只有房子,不见人影。这样没有人气的城市化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只要农村人口的绝大部分没有被城市吸纳,根深蒂固的“三农问题”也就永远无法解决。

文贯中最后指出,1961年由于允许农民自由退出强制性的公社食堂,结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饥荒;1980年代初由于允许农民退出强制性的集体生产,结束了中国社会几十年的食品匮乏。可见自由进退原则的威力。 如果允许农民自由退出目前的强制性和歧视性的土地集体所有制,迎来的一定是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快速发展,城乡二元体制的最后崩溃,和全国收入和财富在城乡之间的更平等的分享。在急需提升内需的今天,这正是中国最需要、最迫切的制度改革。四川大学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陈爱民博士分析了中国城市化的几个步骤,并以成都市为例,阐述了城乡统筹的做法。她指出:农民进入城市发展工业从而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双赢,这本应该是一个自发而良性循环的过程。但是,由于特有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出现了许多矛盾,如农民进城之后没有相应的工作和保障。因此中国走的是一条独特的城市化道路:从计划经济年代完全的二元经济结构,到小城镇战略,再到城乡统筹。在城乡统筹中,“成都模式”极具借鉴参考意义。这一模式具体表现在“三个集中”:人口的集中,土地的集中以及工业的集中。成都的城市化分为三个圈层:第一层是中心城市,第二圈层是周边城镇,第三圈层是偏远地区。通过整体改革(如去部分租赁和允许扭转土地承包权)和针对不同圈层因地制宜等一系列措施,成都市实现了将城市带入农村这一创造性的举措,值得借鉴和推广。

美国内华达大学雷诺分经济系教授宋顺锋博士通过对两个交通悖论进行分析和求解,结合国外实践与中国具体实情,提出应当在中国实施拥挤收费的看法。在讲演中,他指出:中国近年来小汽车发展呈现出“三高四低”的特点,给城市带来了交通拥堵、事故多发等诸多弊病。基于Downs-Thomson悖论和Braess悖论的结论,可以得知仅仅增加交通供给往往会使城市交通陷入“交通拥挤-扩建道路-私人交通增多-公交需求减少-交通更加拥挤”的恶性循环。当没有政府干预,通行者可以自行决策通勤与否时,均衡点上社会边际成本高于社会边际价值。这实际上是一个市场失灵的问题。此时,政府增加一个等于失衡成本加上外部成本的交通拥挤收费便可以有效解决问题。国外采取这一措施的地区,如伦敦、新加坡、斯德哥尔摩以及美国,基本上都取得了成功。此外,中国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色,如对隐私权的不敏感性和交通规划的一统性也说明了该政策的可行性。最后,他总结到,中国应当从以“交通供给”为主转变为“供需结合”为主,实施拥挤费是必要和可行的。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晓波博士就中国特有的工业化进程-集群式产业发展模式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城市化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最重要的是创造非农的就业机会,将农民从土地上脱离出来。根据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发展金融业是工业化的一个先决条件。而在中国,没有金融改革开放依旧很成功。这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大部分都是由私有化,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而带动的。在该过程中,中国进行了生产组织的创新,将原本集中型大规模的流水线作业分解,各自形成集群,从而降低了资本准入门槛。此外,由聚集的方式带来的信任增加促进了得非正式的借贷,从而使得中国工业化的迅速推进成为可能。

美国普渡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王红博士就农业方面的粮食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以及可再生能源问题进行了讲演。对于粮食安全问题,她指出我国正面临着来自需求压力、资源压力、环境压力、人力资源流失等多方面挑战。并相应提出了科技投资提高农作物单产、动物的饲料转化率,改进生产管理结构,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功能,以及改进存储、流通环节的效率等政策。对于食品安全,她认为生产者/消费者对于添加剂的信息高度不对称,违规成本小,国际信誉低等问题使得我国食品安全质量下降,并提议国家加强监控,尤其是允许非政府机构参与监控,并加强对农业科技生产的领导。最后,针对可在生能源的问题,她提出政府要在给予农民何种程度利用耕地的自由上把握好一个度,控制可耕地的分配。

 

二、国际贸易与全球化

国际贸易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热点问题,与会代表就这一问题各抒己见展开论述。

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兼管理系主任尹尊声博士通过分析一系列数据,对“中国制造”的效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在过去的三十几年中,中国采取了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策略。中国出口导向型模式总体上是利用了中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而不是仅仅资源和资本的大量投入。中国的出口模式还是符合经济学要素禀赋的构成所决定的比较优式来发展的,在利用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产品生产过程分工的同时,导致了中国制造业技术能力的不断提升,而没有产生对资源型产品和低端技术产品的出口的依赖。随着制造技术的提升和中、高端的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增加,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推动了要素禀赋构成的提升, 进而推动了中国国际竞争能力。

美国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金融与商业经济系教授陈百助博士通过分析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与出口成本,对人民币在未来能否升值进行了预测。他指出:中国传统行业的竞争力,一个是受到货币升值的影响;另外一个是假如货币的汇率不升值,它的竞争力也会受到劳动力成本的影响。所以,人民币汇率和它均衡汇率之间的差距会在大约10年到15年消失。假如中国会保持类似的经济增长的话,那劳工成本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会接近台湾的水平。那时,由于劳工成本太高,对于企业来说,还不如将工厂搬到西部去。但是这不是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作为一个企业,最重要的是技术的创新,采用更多资本密集型的方法。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王艳灵博士对中国出口产品从1985年到2008年结构变化进行了分析。她把样本的24年根据中国主要贸易政策导向分为了4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出口产品结构在开始和结束时进行比较。她在Balassa (1965) 的显性比较优势分析法基础上,采用对称性显性比较优势分析法,计算出中国出口产品每年在SIC(第二版本)4位数层面上分布密度。在每一个主要贸易政策实施的开始和结束年,她都发现,从总体上讲,有显性比较优势的出口的产品数量在增加,而且在有显性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中,其分布密度也较高。因此,中国出口的产品大部分是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而且这一趋势在增强。她还就人民币汇率浮动比较大的年份就产品出口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汇率变动本身对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并不像媒体所想象的那样,而且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的影响并不统一。在1993-1994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对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且显性比较优势比较大的产品,人民币贬值提高了它们的显性比较优势,而对于没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品,或者显性比较优势值虽然是正但比较低的,人民币贬值的作用并不明显或者降低了它们的分布密度。但是在2006-2008人民币逐渐升值时期,对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且显性比较优势比较大的产品,人民币升值也提高了它们的显性比较优势。

加拿大菲沙河谷大学经济学教授和资深研究员陆丁博士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的转变”为题发表了讲话。在他看来,经济增长方式和出口导向战略是密切相关的。不同于众多学者反复强调“中国模式”的特殊性,他认为,使得中国能够高速发展的主要因素都能用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中国固然有一些特殊有利的条件,但是这些特殊有利的条件未必是特殊体制的结果。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前提条件是中国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改变了经济基础。在这一过程中,部分体制因素,如人力资本的超前发展,资源环境的透支以及由集中发生的人口红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国人口红利已经耗尽,资源环境的制约越来越严重以及外部国际经济条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增长方式如今面临着一个必然转折点。根据国际经济学中的Balassa-Samuelson理论,出口行业生产力提高必然带动国内整体的劳动工资上升,使得人民币的实质汇率升高。所以中国必将从一个出口导向型高增长的经济向贸易平衡型的中速增长方式转变。这就是今后十到二十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向。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平博士就中国30年来的出口导向型策略进行了评价,并从消费储蓄的角度分析了当今的国际贸易失衡的原因。他认为,中国一直向技术产业不断升级的转型是成功的,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他指出:在非比较优势的贸易产业升级过程中,后起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学习来跟进是有很大风险的,所以要通过积累大量外汇储备来进口技术和产业升级。现在流行的伯南克的说法,以为国际贸易失衡是因为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中国的过度储蓄,对中国的评价是错误的。中国之所以能产业升级,恰恰是因为中国赚来的钱没有拿去消费而是用来投资和技术更新。他还提出了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代化悖论:技术革命越发展,新技术淘汰旧技术的速度越快,创造的就业越少于被消费掉的就业,导致创造就业的问题上,世界各国“看不见的手”越来越不起作用,从而解决就业问题日益成为各国政府的负担。所以中国应当认清形势,产业升级也要考虑产业生态的多样平衡。高端产业利润高风险大,低端产业利润低但市场大,两者可以互补。不能学日本放弃低端产业,面对金融危机,衰退比美国还大。

 

三、劳动、社保与公共财政

劳动、社保与公共财政等基本问题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和促进经济发展石十分重要的,也是学者们非常关注的问题。与会代表们就此各自发表了看法。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刘国恩博士就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的进程以及它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通过社会保障所发挥的作用这一议题作了报告。在讲话中,他指出:中国目前就医较贵的现状是由供需之间矛盾太突出而导致的。我国的医疗需求具有刚性。老龄化、收入增长、医疗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及医疗新技术的应用导致医疗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而且我国计划经济行政化对市场的封锁十分严重,导致了医疗服务供应的不足。因此,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一方面政府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现代金融保险市场,利用金融手段破解风险问题,从而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另一方面要突破制度上的因素,让民营的力量,社会的资本能够进入到医疗服务领域,帮助推动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建立一个惠及全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不仅是惠及百姓的医疗服务,更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分校经济学教授候维忠博士就人口的流动和老龄化问题进行了演讲。他提出:中国现在濒临成为世界上老龄化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原因是79年开始实行的一胎化政策等。一胎化政策带来了诸多弊病,如我国目前的男女比例额已经严重超过了世界的平均水平。人口流动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必然性,而户口问题是我国人口流动的最大限制因素。目前中国人口处于黄金时期。但是随着老龄化趋势的严重,预期的正面效应不断下降,这对人口流动会产生负面影响。此外,老龄化的严重也将使得社会的医疗成本上升。照目前趋势,到2050的时,中国80岁以上的老人医疗费用总计回达到3220亿万美元。巨额医疗成本的社会保障资金会形成严重的问题。

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海峥博士围绕人力资本问题进行了讲演,分析了教育和人力资本的关系以及人力资本对经济的贡献。他指出:中国整体的人力资本和人均人力资本增长都非常快,在不发达地区无论整体还是人均都比发达地区要少。人力资本的效用、产出在不同的省呈现不同的趋势。教育和人力资本成本总量之间是相关系数很大的。教育程度高的劳动者的产出在不发到地区反而较高;相对说来,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在发达地区甚至边际产出会相对高一些。要减少区域化的不平衡,第一是要增加对不发达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第二是要使劳动力市场流动机制完善,使人力资本自然流向要素边际产出高的地区。最后一点就是鼓励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到不发达地区。虽然这个政策看上去容易,而且国家也是这样做的,但实际推行下去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兼财政学系主任林双林博士通过对比中外税收思想和制度改革,就中国税制改革进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税制改革是经济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思想轻徭薄赋,并且强调国家垄断,偏向于征隐形税。这与斯密所强调的公平、确定、便利、节省的原则是不同的。在过去三十年中,世界范围内的税收改革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资本积累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的积极性。因此主张采取的是降低税收以及采用单一平均的税率。而我国的税收改革思路则不同。在我国,增值税占税收的比例最高,企业所得税次之,而个人所得税比例极小,个人财产税和遗产税缺位。这样的安排使得我国税收在维护在促进增长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在收入分配方面力度较小。最后他指出,我国的税制改革应该是结构性的,应该降低企业税负以利于企业的发展和促进就业,应该设立个人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以调节收入和财富再分配。

美国俄亥俄立托列多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张欣博士通过总结对比国外发展经验,尤其是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国内第四次产业转移浪潮(中国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土地价格的上涨带来了农民工深层工资和进程打工的机会成本的双重上涨,这就使得企业朝劳动力充沛的、土地价格想对比较低的地方转移。中国的内陆地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承接了沿海大城市的许多产业。对比美国,中国内陆地区有着诸如地理的优势,土地成本优势以及体制优势,因此转移的难度不会太大。在转移中,我们要打破铁饭碗和终身固定制,要减少干预、保护竞争,与市场经济接轨,提供社会保障,减轻企业负担,宁进勿退,要保护好知识产权。

 

四、中国金融体制改革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经济学教授徐滇庆博士围绕中国民营银行改革、中美贸易间的顺差之谜以及国际视野下的房价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他简要回顾了历史上的银行改革的历程,指出虽然广州和深圳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那是以巨额债务以及赤字作为代价的,并不能广泛推广至全国。接着他谈到了所谓的“顺差之谜”,指出中美巨大的贸易顺差当中百分之四十四的产权是美国人。美国指责我国操纵汇率是依据在错误的数据算法之上的。在计算实际的贸易顺差时应当要区分资金流和物流,将竞争性投入产出表转化成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谈及中国的房价问题时,他指出房价极易受到国际资金流的货币效应影响。目前来自欧洲的资金流已经广泛带动台北和香港的房价全面上升,中国所面临的上升压力是非常大的。

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孙涤博士则从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谈起,分析了其对中国金融监管的启示意义。在讲话中,他提到了金融风暴后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作证时的讲话,指出金融市场不能完全放任自由。从美国的经验看来,一方面我们不能完全依靠监管,不能完全以我们的国有资本国家金融业为重,应该以消费者、投资人、储户的利益为重。以达到保护弱势的目的。另一方面要注意对银行领导人的监督。因为银行领导人的收入是没有办法追溯的,所以他们会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薪水。所以必须要设置一个回溯的责任。

 

五、中国经济体制和市场机制改革

中国经济体制和市场机制改革是改革中的热点问题,也是关注度非常高的问题。就此,与会代表们各抒己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平博士就中国经济改革的特征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仅仅用市场化改革来刻画中国的改革特征是不完全的。还有其他两点更为重要第一、开放和封闭的不同,因此混合经济的开放竞争比全盘私有的产权结构更重要,所以中国转型的起点不是私有化不是自由化,而是改革开放。第二,中国的改革是全方位向世界学习,并不是只向美国学习,但是中国的发展战略是自己决定的,不是西方主导的,才避免了东欧全盘输入西方体制导致的去工业化和依赖经济。此外,他以科斯讲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为例,等价于生命世界不消耗能量的永动机,科斯认为制度演化会收敛到最佳的制度安排,而和初始条件无关。这种演化等同于优化的观点,提出历史和科学的依据。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博士就中国改革的方向发表了自己的讲演。他提出:和谐社会的构建是可以通过市场化改革来达到的。理想的市场是必要条件,也是不存在的,但是只要向这个方向努力,就有可能成功。美国的经济模式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原因不是在与市场本身的错误,而是由于它违背了市场的规律。好的市场经济必须满足一些基本条件,如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和有限的政府。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民主法治说明理性政府要尊重民意,并受到必要的约束。公平正义与经济学中的公平定理相契合,也就是必须让所有的人有一个公平竞争的起点。任何一个改革或制度安排要为老百姓接受,必须有一个参与性约束条件。诚信友爱则可理解成市场经济中的一种激励机制。此外他还指出中国改革成功的五大原因为:市场化改革、稳定的社会环境、对外开放、竞争以及渐进式的改革。

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博士就中国市场机制改革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于国进民退是非以及市场的效用的判断,应当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判断。我们国家已经明确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市场发挥调节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是有文件具体表述的。很多关于市场机制的问题是误解,实际上不是市场机制造成的,而是市场机制不彻底所造成的。我国主要的问题还是在市场经济机制没有发挥作用,我们制度最大的挑战,是允许每一个人有公平发展和竞争的机会。政府应该发挥它的作用,但在微观方面不应该干预太多。干预太多就造成腐败,从而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应当坚持保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的原则。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吴敬琏教授以其切身参与改革的经验发表了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看法。他指出:在市场经济中,价格起基础作用。当制度之间的区别在于到底是政府起基础作用还是市场。世界上没有纯粹的市场经济,也没有纯粹的计划经济。所以不能够以理想化的状态作为标准来评论市场经济的好坏。当市场经济从一个原始的状态进入现代的状态一定要有第三方制法。所以需要宪政法治。中国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就是因为坚持了基本的推动力量就是市场化改革。产权以及私有权的界定非常重要,但是它是包含在市场化里面的。关于政府干预,他指出我国政府目前是个强有力的政府,其优势在于聚集资源的能力,可以将资源用到政府想用的地方。但是这不是一个可以保持持续增长的模式,政府应当适当逐步减少干预。

 

六、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是近年来学者们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热门问题。与会代表们就此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CES现任会长王艳灵博士就中国模式讨论进行了一个引述式的发言。她认为:中国经济可以总结为“权威的市场经济”也就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国家调节下的市场经济模式”或者是“国家资本主义”。80年代自由经济、民主和法制的思想以及“华盛顿”共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应用的失败也为中国模式概念的产生奠定了条件。世界上一些发张中国家在寻求经济发展道路时,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张为他们提供了一套可借鉴的经验。但是,虽然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同时一些问题也比较突出,如医疗保障,教育等。而且中国的改革极具自身特色,但是是否能持续高速发展,成为别的国家效仿的榜样有待研究。从另一层面讲,中国经济发展多年的做法是在不断改变的,中国的经验能否称之为“模式”也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平博士就中国经济改革的特征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仅仅用市场化改革来刻画中国的改革特征是不完全的。还有其他两点更为重要第一、开放和封闭的不同,因此混合经济的开放竞争比全盘私有的产权结构更重要,所以中国转型的起点不是私有化不是自由化,而是改革开放。第二,中国的改革是全方位向世界学习,并不是只向美国学习,但是中国的发展战略是自己决定的,不是西方主导的,才避免了东欧全盘输入西方体制导致的去工业化和依赖经济。此外,他以科斯讲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为例,等价于生命世界不消耗能量的永动机,科斯认为制度演化会收敛到最佳的制度安排,而和初始条件无关。这种演化等同于优化的观点,提出历史和科学的依据。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博士就中国改革的方向发表了自己的讲演。他提出:和谐社会的构建是可以通过市场化改革来达到的。理想的市场是必要条件,也是不存在的,但是只要向这个方向努力,就有可能成功。美国的经济模式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原因不是在与市场本身的错误,而是由于它违背了市场的规律。好的市场经济必须满足一些基本条件,如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和有限的政府。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民主法治说明理性政府要尊重民意,并受到必要的约束。公平正义与经济学中的公平定理相契合,也就是必须让所有的人有一个公平竞争的起点。任何一个改革或制度安排要为老百姓接受,必须有一个参与性约束条件。诚信友爱则可理解成市场经济中的一种激励机制。此外他还指出中国改革成功的五大原因为:市场化改革、稳定的社会环境、对外开放、竞争以及渐进式的改革。

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博士就中国市场机制改革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于国进民退是非以及市场的效用的判断,应当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判断。我们国家已经明确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市场发挥调节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是有文件具体表述的。很多关于市场机制的问题是误解,实际上不是市场机制造成的,而是市场机制不彻底所造成的。我国主要的问题还是在市场经济机制没有发挥作用,我们制度最大的挑战,是允许每一个人有公平发展和竞争的机会。政府应该发挥它的作用,但在微观方面不应该干预太多。干预太多就造成腐败,从而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应当坚持保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的原则。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吴敬琏教授以其切身参与改革的经验发表了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看法。他指出:在市场经济中,价格起基础作用。当制度之间的区别在于到底是政府起基础作用还是市场。世界上没有纯粹的市场经济,也没有纯粹的计划经济。所以不能够以理想化的状态作为标准来评论市场经济的好坏。当市场经济从一个原始的状态进入现代的状态一定要有第三方制法。所以需要宪政法治。中国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就是因为坚持了基本的推动力量就是市场化改革。产权以及私有权的界定非常重要,但是它是包含在市场化里面的。关于政府干预,他指出我国政府目前是个强有力的政府,其优势在于聚集资源的能力,可以将资源用到政府想用的地方。但是这不是一个可以保持持续增长的模式,政府应当适当逐步减少干预。

 

六、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是近年来学者们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热门问题。与会代表们就此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CES现任会长王艳灵博士就中国模式讨论进行了一个引述式的发言。她认为:中国经济可以总结为“权威的市场经济”也就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国家调节下的市场经济模式”或者是“国家资本主义”。80年代自由经济、民主和法制的思想以及“华盛顿”共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应用的失败也为中国模式概念的产生奠定了条件。世界上一些发张中国家在寻求经济发展道路时,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张为他们提供了一套可借鉴的经验。但是,虽然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同时一些问题也比较突出,如医疗保障,教育等。而且中国的改革极具自身特色,但是是否能持续高速发展,成为别的国家效仿的榜样有待研究。从另一层面讲,中国经济发展多年的做法是在不断改变的,中国的经验能否称之为“模式”也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平博士就中国经济改革的特征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仅仅用市场化改革来刻画中国的改革特征是不完全的。还有其他两点更为重要第一、开放和封闭的不同,因此混合经济的开放竞争比全盘私有的产权结构更重要,所以中国转型的起点不是私有化不是自由化,而是改革开放。第二,中国的改革是全方位向世界学习,并不是只向美国学习,但是中国的发展战略是自己决定的,不是西方主导的,才避免了东欧全盘输入西方体制导致的去工业化和依赖经济。此外,他以科斯讲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为例,等价于生命世界不消耗能量的永动机,科斯认为制度演化会收敛到最佳的制度安排,而和初始条件无关。这种演化等同于优化的观点,提出历史和科学的依据。30年的发展是超过现在理论的发展范围的。中国道路在发展史上堪称奇迹,不能被新古典理论完全解释,当然目前中国模式还在变化,远远没有定型。和华盛顿共识相比,中国的经验大约有9条,分别是:先增长,后改革;双轨制改革兼顾稳定与创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明确的分工,地方先试验,中央后推广,大大降低转型风险;中国老百姓的思维变化从埋怨客观到寻找能人;混合经济的平衡发展以兼顾创新,稳定,和发展;中国式的权力制衡模式不是西方式的许诺竞争,而是中国式的业绩竞争;建立了政府、企业、和社会间的协调而非制衡关系;政府引导规划市场,而不是政府被市场的利益集团所驱动,以及珍惜机遇,能者为胜的决策思想。这些特点超越了西方的三权分立和东亚对美国经济的依赖。从而使中国企业可以和跨国公司竞争,而非东欧国企与银行几乎全盘为跨国公司兼并,东欧国家对抗金融危机的能力还不如东南亚国家。观察俄国与美国的法制案例,法制程序完全可能使垄断资本掠夺社会财富合法化,而非保护产业创新和社会改善。我们不能抽象地强调市场和法治,而是要具体研究打造怎样的市场和法制,保护谁,抑制谁?追求的是少数还是多数,短期还是长期的利益?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博士就中国改革的方向发表了自己的讲演。他提出:和谐社会的构建是可以通过市场化改革来达到的。理想的市场是必要条件,也是不存在的,但是只要向这个方向努力,就有可能成功。美国的经济模式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原因不是在与市场本身的错误,而是由于它违背了市场的规律。好的市场经济必须满足一些基本条件,如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和有限的政府。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民主法治说明理性政府要尊重民意,并受到必要的约束。公平正义与经济学中的公平定理相契合,也就是必须让所有的人有一个公平竞争的起点。任何一个改革或制度安排要为老百姓接受,必须有一个参与性约束条件。诚信友爱则可理解成市场经济中的一种激励机制。此外他还指出中国改革成功的五大原因为:市场化改革、稳定的社会环境、对外开放、竞争以及渐进式的改革。

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博士就中国市场机制改革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于国进民退是非以及市场的效用的判断,应当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判断。我们国家已经明确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市场发挥调节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是有文件具体表述的。很多关于市场机制的问题是误解,实际上不是市场机制造成的,而是市场机制不彻底所造成的。我国主要的问题还是在市场经济机制没有发挥作用,我们制度最大的挑战,是允许每一个人有公平发展和竞争的机会。政府应该发挥它的作用,但在微观方面不应该干预太多。干预太多就造成腐败,从而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应当坚持保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的原则。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吴敬琏教授以其切身参与改革的经验发表了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看法。他指出:在市场经济中,价格起基础作用。当制度之间的区别在于到底是政府起基础作用还是市场。世界上没有纯粹的市场经济,也没有纯粹的计划经济。所以不能够以理想化的状态作为标准来评论市场经济的好坏。当市场经济从一个原始的状态进入现代的状态一定要有第三方制法。所以需要宪政法治。中国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就是因为坚持了基本的推动力量就是市场化改革。产权以及私有权的界定非常重要,但是它是包含在市场化里面的。关于政府干预,他指出我国政府目前是个强有力的政府,其优势在于聚集资源的能力,可以将资源用到政府想用的地方。但是这不是一个可以保持持续增长的模式,政府应当适当逐步减少干预。

 

六、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是近年来学者们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热门问题。与会代表们就此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CES现任会长王艳灵博士就中国模式讨论进行了一个引述式的发言。她认为:中国经济可以总结为“权威的市场经济”也就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国家调节下的市场经济模式”或者是“国家资本主义”。80年代自由经济、民主和法制的思想以及“华盛顿”共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应用的失败也为中国模式概念的产生奠定了条件。世界上一些发张中国家在寻求经济发展道路时,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张为他们提供了一套可借鉴的经验。但是,虽然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同时一些问题也比较突出,如医疗保障,教育等。而且中国的改革极具自身特色,但是是否能持续高速发展,成为别的国家效仿的榜样有待研究。从另一层面讲,中国经济发展多年的做法是在不断改变的,中国的经验能否称之为“模式”也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平博士认为:中国过去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博士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路径,经济和政治体制,这种“模式”不是成熟,不具有稳定性和模仿性,因而不能称之为模式。他对“富民才能强国的”进行了经济学分析,指出:制度的改革需要满足参与性和激励相容的约束条件。要强国首先要富国。富国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富民。要富民需赋予私权,给予人民经济自由,自由产权以及生存权。此外,要有私权必限公权,政府必须发挥作用保障老百姓的私权,这样才能让市场有效。目前中国的制度设计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最重要实现科学发展,遵循稳定压倒一切,充满活力,地方政府的竞争以及开放的发展逻辑。

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兼管理系主任尹尊声博士认为:西方经济理论是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产生的,其本身也在发展变化中,它并不是一个能适用于全球经济的终极模式。在讨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国际辩论中,经常提到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和与之相对的所谓的“北京共识”。应当看到华盛顿共识并没有提出一个有效的经济增长的理论。西方经济学家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出现之后正在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对过去30年中形成的新古典经济学和新经济学进行反思。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北京共识”虽然并没有形成一个模式,但强调不应排除适合对亚洲和拉美的发展中国家的有别于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可能性,在强调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同时,不应忽视政府的“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自由市场经济和政府的干预是缺一不可的。

文贯中博士认为:所谓模式,应该是可以复制的,可以操作的。例如,华盛顿共识共有十条,每一条都是可操作的,可复制的,对希望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每一条也是正确的。事实上,其中的每一条都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终目标,包括汇率改革在内。华盛顿共识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指出这十条实行的先后次序,有些国家同时实行这十条,结果效果不好,说明先后次序的重要性。中国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由于其特殊性和局限性,别国难以模仿和复制,最多对像北朝鲜、古巴和越南这样实行中央计划的国家有借鉴意义。所以,还是用经验来称呼自己的改革、开放路径比较妥当。经验再特殊,再没有普遍性,只要自己确实经历过,就可以称为经验。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采取渐近的方式,有可取之处,也取得极大的成就。回顾中国之所以取得极大的成就,可以说具备了国内国外的几乎一切条件,需要改的只是本国的政策和制度。中国灵活地实行了华盛顿共识十条的某些部分,例如,国内开放自由市场,逐渐放弃中央计划,允许劳动和资本自由流动,对大量的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对外开放,欢迎外资,推行自由贸易,但对汇率和资本账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则迟迟未照华盛顿共识所推荐的去做,避免了外部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冲击。但是从中长远来说,中国承诺人民币的币值由市场决定,并承诺完全开放资本账户。

要指出的是,中国成功崛起所面临的外部条件和当年英国崛起时所面临的外部条件不可同日而语。英国当年必须用武力征服全世界,并用武力推行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各种规则。现在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全面开放,接受自由贸易的世界。世界市场是现成的,连自由贸易所需的制度,规则和仲裁机构都是现成的。中国固然巧妙地利用了这些条件,但是,同从无到有地创造这些条件的英国等国相比,中国是一个坐享其成的幸运儿。

中国累积的问题也很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改革不彻底,这些问题越来越恶化,特别在要素配置问题上,政府过于干涉,使要素市场难以发育,难以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机制,造成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化。这些问题只能靠进一步的经济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才能化解。

四川大学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陈爱民博士认为:中国的模式一个是渐进式改革,另一个是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中国模式成功的主要因素有稳定,红利,发展是硬道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是政府放手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主导进入和退场的机制。中国目前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下一步政府应当致力解决错位、缺位和越位的问题,保证可持续发展。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马君潞教授认为:中国所走的道路和其他国家都不一样。中国从80年代开始建立了的双轨制改革是在一方没有伤害另一方的情况下的改革,效果很好。但在90年代产生了一定问题,所以要进行渐进式改革。90年代以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政府主导、混合经济、财政分权的特征。除了体制上的特征以外,中国还注重开放。这些举措带来了改革的巨大成功。下一阶段,政府主导模式不应该有太大的变化,应当从政府主导模式过渡到政府引导模式,政府自己改良自己,用进废退。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吴敬琏教授认为:在讨论任何一个经济理论之前应当界定清楚讨论的范围和概念,否则意义不大。中国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因为模式是稳定的基本的特征,其形成至少需要几十代人的努力。目前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实是被定义为政府的对整个经济社会的控制。其所强调的集中配置资源从源头来说属于东亚模式,并不为中国所特有。中国渐进式改革方法形成了双重体制并存的机制,现在这一模式需要进一步前进。在将来到底是发展成为以法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还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偏向计划主义性质的经济目前没有定论。但是现在的倾向是政府权力变大,这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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